光明日报消息：选择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取向，重建社会的价值系统，是辛亥革命后国人关注的首要问题。而在这一历史取向的选择、定位中，留学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后，摆在国人面前的是中国革命的出路何在？如何确立一种新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历史有足够的雅量包容那些墨守成规的遗老遗少，却不可能把应有的机遇让给他们，尽管他们中有的人曾经沧海，叱咤一时。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乃至重新厘定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路向，必须要有一批真正具有现代品格且远察欧美之实、近观中国之情的动力群体。历史的期盼意味着一种机遇和必然。辛亥革命前后负笈出洋的留学生便当然地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留学生运动并不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据史料表明，1724年，在意大利的西海岸风光秀丽的那不勒斯城内就有五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1847年，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第一个最有名的奠基者容闳也被老布朗带到了美利坚；尔后留学人员逐年增多。到1871年，清廷开始把选派留学生作为政府的一种职能。然而，中国近现代第一代留学生在“师夷制夷”思想的支配下，侧重于“师习各艺”，虽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海军将领与铁路、煤矿、电讯等专门人才，但却限制了他们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开阔视野，且这一代留学生大多依赖于官僚统治集团，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群体还没有形成。因此，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犹如在一颗老树上整枝打叶，不可能在全局上主导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而辛亥革命前后负笈出洋的归国人员，是在甲午海战的惨痛教训中，是在戊戌变法的失败阴影里“寻求新声于异邦”的，因此，这一代留学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变化在于：第一，第一代留学生致力于专门技术的学习，以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是其梦想，而这一代留学生除学习专门技术外，还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科学各种门类，从而为全面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人才基础；第二，第一代留学生主要留学于英美等国，而这一代留学生除仍求学于西洋外，较多地涌向了日本。这原因相当复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一向较为落后的近邻日本，经明治维新后，日益富强，这便为急欲富国强兵的中国人树立了一个近距离的榜样；第三，这批留学生归国后多以自由知识者身份出现，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独立性。这就可以更理性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路向、特征与发展方向。
事实正是如此，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行动纲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帝制后，中国并没有朝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方向发展。究其原因，孙中山宏大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尘封为一坛香醇的老酒。辛亥革命后的现实倒是更有力地说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并不是早年的学艺也不是后来的学制，而在于用现代意识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来改变人们的思想。正如鲁迅后来给许广平的信中曾就民元以后的政体情形所说：“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里，鲁迅深刻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核心不在于招牌的更换、政体的变更，而在于“人”的现代化。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鲁迅早在留学日本期间的1907年就有过精辟的见解。鲁迅在考察十九世纪西方文明的偏颇后严肃地指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弃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十九世纪文明礼貌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由此，鲁迅认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所以，在鲁迅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在于：“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立人”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说，是具有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的：第一，找到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真正突破口，为中国现代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二，“立国”来自于“立人”，“立人”的标准就是国人“自觉至，个性张”，这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评估依据；第三，人之自觉的有效途径显然只能是思想启蒙，这在中国现代刀光剑影的救亡声浪中为启蒙也为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预置了一方明媚的天空。
当然，鲁迅的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鲁迅只不过是这一代留学生的一个代表。曾留学于日本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陈独秀在考察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之现状后认为，中国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是因为“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所取舍也”。所以，陈独秀提出要对广大的国民进行思想启蒙，以现代思想改造国民的精神素质使之觉悟，这样才可能使民主政治有坚实的基础，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体。用陈独秀自己的话说就是：“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李大钊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说：“立宪国民之责任，不仅在保持国之权威，并宜尊重人之价值。”由此可见，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这一代留学生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出路既不是被甲午海战摧毁的船坚炮利，也不是维新派、革命派所力主的立宪和共和，而是人之觉醒的程度。“人”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新的逻辑起点与发展方向。其二，要使“人”的现代化能够实现，就必须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对国民进行深刻的思想启蒙，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其三，实现“人”的现代化，主要在于思想启蒙以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当时留学生中的精英们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改变人们精神的是文艺。这正如鲁迅后来所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郭沫若弃医从文，这既是他们个人的一种选择，也是历史的一种强烈呼唤。
其实，在中国近现代留学史上，特别是在“五四”之前，大多数留学生都是抱着富国强兵的愿望，想学一技之长来报效祖国的。因此，重科技、讲实用便成为求学海外的学子们专业选择的基本原则，而专攻文学的人可说是微乎其微。但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后，留学生开始改变了对文学的态度。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看起来似乎“无补于实际”的文学，由于她能够更为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而受到中国现代化动力群体，尤其是留学精英们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由于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被确立，因而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融入到了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中，取得了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惊人成就。当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是没有曲折与徘徊，甚至有时也出现某种程度的偏颇与偏向，但其总体趋势则保持了其现代化的品格。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国人在艰难寻找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背景中展开，是在确立“人”的现代化这一新的逻辑起点中启动的。因此，外在功能的启蒙性与内在品格的现代性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价值性存在与发展方向。 沈光明
